读近日《南方周末》那篇引发热议的报道，《穷孩子没有春天？寒门子弟为何离一线高校越来越远》，让我想起了一件小事。
在新加坡做记者的时候，我曾采访过一则小学贫困生补助计划的新闻，其中一名受访者是一个马来族小女孩。印象里，她从这个计划获得每天两新元的早餐补助。我们交谈的内容，此刻大都想不起来了，惟有一个细节历历在目。我问她，你平日早餐吃什么？小姑娘像告诉我她叫什么名字一样淡静地回答：“一杯自来水。”
新加坡最低廉的切片面包，一袋售价不到两新元，够她吃一星期。即使如此，她还是吃不起。
说这个例子或许只会招来鄙夷：这就是你见识过的所谓穷孩子？事实上，我后来接触到景况更窘迫生计更艰难的新加坡人。不消说换到中国大陆的语境，这个穿着校服、至少每天有学上的小姑娘，更不足以构成贫困的“典型”。
然而那次访谈令我印象深刻。一个外来的奖学金得主，一个本土的因为家贫而只能空着肚子坐在课堂里的小姑娘，当我们面对面坐下来，刹那间，我仿佛透过别人的目光重新打量自己，切身体味在岛国底层草根心里长久郁结的民怨，怨恨一群像我这样的“外来人才”，先是“抢”走了在他们眼里政府本应留着赈济他们的资源，后又“抢”走了本应属于他们的饭碗。
我得说明，我的受访者丝毫没有流露这样的意思。她恐怕还不懂。
那时我刚大学毕业不久。在此之前，我只是简单地相信，这是一个竞争的时代，超越了国境线的竞争，我所拥有的是我应该获得的，是我的努力所得。我不过是证明自己的实力，并未涉足任何不公或践踏游戏准则。但那一天颠覆了我先前的信条。
工作那几年，我渐渐明白，来到我手里的每一样东西，都可能是从另一个人手里剥夺的。倘若我身处他（她）的境地，未必比他（她）做得更好，或者更少怨恨。
事实上，做记者那几年，我只在极少数情况下，碰到对外来人士不大友善的新加坡人。但我不时想起那个马来族小女孩，想起当我们面对面时，我所强烈意识到的，在我们各自境遇的落差里，有一种沉重的东西我无法回避。我至今无法说清说透这种沉重的东西是什么，虽然在不同情境下，我不时重温它。比如在研究院里，当我决定要深入研读宗教的时候。又比如说，在读到南周这则报道的时候。
南周披露，大陆重点大学农村学生比例自九十年代起便不断滑落，以北大清华为例，北大农村学生所占比例从三成跌至一成，清华2010级农村生源不足两成。国家转型三十年间，城乡教育资源的配置严重不公，不同阶层所获得的教育机会差之千里。农村少年“出身越底层，上的学校越差”，即使发愤向学，一道道明的暗的门槛，都在切断寒门子弟自主改变命运的梦想之路。
报道固然有做得不到位的地方，但我赞同其核心观点。我只是想说，南周没有把问题问完：穷孩子的春天，究竟由谁买单？将一纸沉甸甸的账单，连带上面所有的误差、不公和矛盾，都塞到“政府”手里，问题就算结了吗？如果一个一线大学的位子给了一个农村考生便无法满足一个城市考生，如果招生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向寒门子弟倾斜，城里孩子和他们的家长肯答应吗？今天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批判教育资源分配欠公允的人，明天若发现自己分得的利益缩水，他（她）愿意接受，己欲立而立人吗？
试想一对城里孩子的家长，不一定有钱有势。他们或许不反对孩子身边有几个出身农村的同学，可他们能接受自己的孩子和农村同学谈恋爱甚至谈婚论嫁吗？他们或许不反对孩子整个暑假都去偏远山区做义工，可他们能接受孩子未来去——别说农村或县城——且说二三线或者比其现居地要差的小城市，工作和安家吗？
我想能接受的很少。我情愿是我想错了。
置身大陆，我常常有此感受，即骂政府太容易了，而让一个人自愿吃点亏、分一点好处予人，让我们的社会尊敬而不是嘲弄或猜忌这样的人，很难。谁都知道凭有限的资源不可能缔造无限的春光，可当代价临到某一群体或某一个人自己头上的时候，我想绝大多数人会忿忿不平，会振振有词，说属于我的春天是理所应当不容侵犯。
同上，我情愿是我想错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