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古代曾有所谓的 义 、 利 之辩。孔、孟看重义而反对讲求利。孔子曾说： 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论语·里仁》）孟子也曾劝说梁惠王不要求利而要讲求仁义，其理由是：如果一个国家上上下下都追逐私利，那君主就危险了；因为如果把道义放在脑后而先考虑私利，那么臣民不夺得国家的最高利益（国家政权）是不会满足的（见《孟子·梁惠王上》）。这种观念与韩非的公开言利显然大相径庭。不过，完全不言利的学说虽然显得 高尚 ，却很难使人心悦诚服，因为它实在是太脱离实际了。所以，孔、孟提倡 义 而不言 利 的学说远不如韩非承认人性自利来得切实有效。对于政治家来说，关键的问题是如何控制或利用人们的自利之心，而不在于否认这种人性的存在。治国者应该反对人们不顾仁义廉耻而惟利是图，但另一方面也不能全盘否定合理的个人利益，而应该在兼顾国家利益和个人利益的前提下，在法治的框架内根据互利的原则用政策法令和道德规范将人性自利所产生的能量引导到正当的事业中去发挥，使人们在为国家出力时也获得合理的个人利益，这样，国家才能治理好、建设好，达到韩非所说的上下得利或今人所说的双赢安定局面。毛泽东在《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中说： 一切空话都是无用的，必须给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福利。 我们的第一个方面的工作并不是向人民要东西，而是给人民以东西。 毛泽东说的道理与韩非所说的确有相通之处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