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似乎早已习惯于用各种权威的指标体系来衡量今天的物质社会：GDP、人均GDP、IP、PI、UR、PPI、CPI等等，同样，由不丹国王提出的GNH(Gross National Hapiness)，也为人们对自我幸福感的评价提供了一个量化方法。不丹模式认为，“国民幸福总值远远比国民生产总值重要的多。”
幸福，总是在被人追求的同时被人遗忘。《37^女人》里转载了一篇《视野》的文章：谁偷走了“中产”的幸福。文章里的高林，作为奔走在繁华都市的职业白领，困惑疲惫的忙碌生活。事实上，她仅仅是中产阶层的一个投影，从曾经的追梦族到实现今天所谓的“中产梦”，大都市里汇聚的精英们如今有70%的人处于亚健康状态。“抑郁”现象曾经在许多专家眼里“只是一场感冒而已” ，今天谈及仿佛不再轻松。
美国城市里每3人中间就有1人有抑郁倾向，显然，心理危机遍布世界各个角落，发达国家也不例外，但是许多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并且伴随有两三百年的民主化进程，而中国市场经济基本是以10%（这个数字基本是美国的2-3倍，甚至更多）的GDP增长速度飞跃式发展，计划经济时代的价值体系在改革浪潮中迅速瓦解，西方价值观以及后现在思潮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洗涤和冲击使得对新型价值体系的构建难以抉择，正是这种应时代发展而产生的本土文化的缺失，令来不及调整步伐的人们盲目追随和顺从。可以说，我们仅仅用了30年的时间来消化西方国家300年来的价值裂变和心理冲突，中国人的焦虑和抑郁当然更严重。
职业倦怠以及各种精神压力困扰着社会不同阶层的各类人群，一成不变的生活套路和日益激烈的竞争让我们不断的透支健康、情感、和那些日渐磨灭的耐心。我们在向生活追问答案的同时是否想过，我们真正或缺的，可能并不是理想和激情，而是需要在社会群体中形成一种主流的价值观给予肯定和牵引，来化解我们的心灵冲突、弥补离失已久的归属感……
今天中国文化的多元化发展同样“感恩”于经济全球化。世界人口的流动已具规模，交通网络以及电子政务的发展无论是在商品贸易上还是文化理念上都使古老的中国越来越具洋气。在这种商业促成的环境下， 我们被迅速模式化。事实上，中国不仅复制了西方国家的繁华都市，还复制了一个社会群体概念，中产阶级。这样一个名词赋予诸如高林这样的白领人群太多难以名状的复杂情愫。
很多时候，我们都需要静下来思考，将生活的快节奏放慢，将依附在表象的附属品一件件剥离，并将生活的本真一点点还原并放大。换一个角度说，being，接受真实的自己，将追求生活向享受生活过度，也许心灵会变的更明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