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的6月30号，我从出租车的车窗向外打望，泪眼朦胧，看着四教、图书馆和我住了三年半的东园宿舍渐次掠过，然后消失不见。
从重庆回家的火车上，我手捧着毕业纪念册，一边翻看一边不顾周遭人讶异的眼神，肆无忌惮地掉眼泪。想着那片校园，我看着它一天天从荒芜走向繁茂的校园，那些熟悉的景致和建筑，或许从此相见无期，心就止不住地酸楚。
我如今身在另一座大学，继续读研，它有超过百年的历史，各种高校排行榜都不会掉出前十。但是一年多了，我每次谈起它，都会以一种旁观者的口吻冷静地直呼它的名字，我口中的“我们学校”，与之无关。在我心里，有归属感和认同感的母校，我自觉是与之一体的学校，从来都是你，我的西南。
身边的同学，不乏本科就读于南开、中山、南大、华科、川大、厦大、武大者，但我从来不曾感到丝毫的局促和卑微，我总会清楚地、用缓慢的语速告诉他们，我来自西南政法大学。我有这样的底气，我相信和他们站在一起的我，从西南走出的我，并不比他们逊色。
我爱西南吗？自然是爱的。它给了我什么，让我对它如此念念不忘呢？
如今这个偌大的校园，我要步行近一个小时才能找到环境清幽的自习室，每每此时，我会想念那距离宿舍仅仅几步之遥的图书馆；这个不嗜辣的城市，餐馆里卖着不地道的火锅，买麻辣烫还要一再被问要不要放辣椒，每每此时，我会想念东园食堂，想念我们毕业聚餐、同学聚会的御用场所老知青；这个规划混乱的城区，KTV远离着学生公寓，每每此时，我会想念距离北园咫尺之遥的夜色；冬天在冷空气里瑟瑟发抖，捉襟见肘地淋着用热得快烧的一点点水，洗澡洗到感冒时，我会想念宿舍的热水器；甚至，每晚11点宿管阿姨准点锁上大门，我会想念那时住在东园，没有大门的宿舍，晚上熄灯后，我和室友数次突然兴起抹黑跑出学校去吃烧烤，而不用担心被锁在门外。
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的渝北校园，图书馆很近，教室很近，吃喝玩乐的地方同样很近，太适宜我这种好逸恶劳贪图享乐的生物的生长，就连那校园路上的爬坡上坎，也可解读成一种懒惰的体能锻炼。
我爱西南，与某些人无关，所以这不妨碍我接下来的斥责和控诉。龙应台说，爱国家不等于爱政府，那么，我爱我的母校，那是精神的高地，但我厌恶、痛恨它的掌舵者。 我的母校，57岁生日快乐！我一直记着的，你的六十大寿在2013年，我还记着，我曾悔恨自己晚生了两年，错过你的五十寿辰。他们不是一直在说，你养了十多万孩子吗？那么，他们有什么资格不顾你的孩子的感受，篡改母亲的出身，改了你的生日，还生拉硬扯地为你搭上豪门远亲？我把你当做母校，你千千万万身处异地的孩子把你视作灵魂依归，心之安处，他们呢？你是一个毫无生气的提线木偶吗？是他们的私有财产，任由他们揉圆搓扁？这让爱你的孩子情何以堪，我只想问一句，他们凭什么？
在网上看到了某人的报告，“西南政法大学的前身是1950年成立的西南人民革命大学，以西南人民革命大学为基础正式成立西南政法学院，我校与西南人民革命大学在历史事实和精神层面上都有着清晰的传承关系。为了体现对学校历史的尊重，今年3月学校经过充分的调查论证，并在离退休老同志和广大校友当中广泛征求意见，最后经学校教职会、党委全委会审议通过，正式决定将建校时间确定为1950年。”听到这段话，隔着冷冰冰的显示器，我真的想抽他，那张脸，原来看上去还有些许学者气质的脸，那一刻让我无比嫌恶。 改了历史，于是我们西南变成了资格最老的政法院校吧，这便可以在某些人的功德簿上大书特书一番，是了，如今的他们不求学术成果，只求政绩。
还没毕业时，我就一次次问过身边的同学，除了那位学冶金出身的，其他诸位高层都是嫡系传人吧，这也是他们的母校，他们怎么就不能踏踏实实为它做些实事，摒弃那些拿腔拿调的官架子？有人跟我说，屁股决定脑子，是这样吗？电视湘军如何能够崛起？有人如是说，因为其他地区的台长和广电局长只是把厅级干部当做他们的事业，但求无过地混完任期便万事大吉，而湖南广电的领军人魏文彬和欧阳常林却是真的把电视作为自己毕生的事业。此话套在此处，未必不合适。那位上任第一天便遭遇大字报攻击的前三中院院长，在学界籍籍无名，空降西南任职，这才几年，一个多华丽的转身，他跳到了高院做副院长。可怜我的毕业证和学位证，一辈子都洗不掉他的名字。
我不是法科出身，大学四年一直和同学自嘲为“非法”的存在，但这不影响法之一字在我心里的神圣和庄重。我本能地反感我的学校被重庆当地人简称为“西政”，然后再得了学子的认可把这一称号叫遍全国。西政西政，政字当头，法何在？西南人口中的中政，出了我们自家门，人不知其所指。哪怕诚如它的校友王三表所言，他从不叫其法大，因为在这个国家，法一点都不大，但至少，至少法律人有一个时时刻刻在不经意间被灌输的理念：法应该是大的，法不该被政挡住，卑躬屈膝点头哈腰。
我想说，某些人，停止你们抱着故纸堆的喋喋不休吧，过往的荣耀与你们无关，甚至与西南也无关，那是奇特历史背景和政策造就的畸形繁荣。西南好运，占了先机，彼时的西南学子好运，赶上了法治人才匮乏的时代。换一群人，换一所学校，那样的神话是可以移植的，从来都不是非此不可。 我还想说，不要再对新生做洗脑教育了。从黄埔吹到西点，越发头重脚轻不知天高地厚，让学生也顾影自怜，自怨自艾，埋怨资源稀少，交通闭塞，所以，任何的不思进取、退步落后都有了搪塞的借口。我们不在天子脚下，我们被下放了，这早就是既成事实了啊，若是真在天子脚下，在当年京城那风声鹤唳的当口，提前恢复招生的机会怎会轮得到我们？对于那些不可改变的事实，生气不如争气。
你争气吗?我的师弟师妹们！你们争气吗？出入有公车代步的某些人！ 为什么要一再强调那些部级官员？明年清华百年校庆，我们这点家底，跟人家一比，实在寒碜，人家也不见挂在嘴上吹嘘。为什么啊？因为它的强大是在别人眼里，而不在自己嘴上。真正自信自豪的学校，是不需要如祥林嫂一般神经质地重复念叨自己的校史的，何况，培养杰出人才本来就是大学的本分，不是吗？我如今就读的大学，无论是发给本科新生的宣传手册，还是学校的开学典礼，都看不到对校友乐此不疲的夸大。我不知道这所大学培养了哪些高官，很多人只数得出几个本专业出身的院友，它没有资本吗？不，它每年开着一门校史选修课，要知道，国内的大学，有资本开校史课的，不多。就是法学学科，它也是声名显赫，有足可以在学校树碑立塑像的泰斗。
一次读书会，我不记得缘何提起了西南，当着多位同门的面，导师说了一句，你们学校出了很多当官的啊。这不是一句有恶意的话，甚至或许还有称赞的意味，但是话入耳中，我却只觉得尴尬，哈，不是治学的，不是兴邦的，是当官的。 校庆前夕，我数次查看“杰出校友”名录的变更，始终没有看到贺卫方老师的名字。甫入校时，学校对他大肆宣扬，我还记得07年秋，为了听贺老师的讲座，我早晨五点多起床，和众多的同学把队伍从司法鉴定中心排到了三教，同学们那种求知的热情让我几欲泪下。其时盛况空前，似乎挤坏了模拟法庭的大门，也是自那次起，学校的一些活动有了发门票限人数入场的规矩。贺老师每年都会回西南给同学开讲座，是什么在支持他呢？还不是对母校的一腔赤诚！今时今日，这样一个被法学学子视作精神向导的学者居然被清除出了“杰出校友”的名单，我想问，贺老师的那1000块钱校庆捐款，某些人，你们也好意思拿？看看第一页的杰出校友都是什么人吧，哪怕是在学界不见经传的小人物，只要是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他就上榜了，还把梁慧星这等民法大家甩在了后头。 这样的作为，我看着都觉寒心，校友们呢？
我在校庆捐资榜单上看到的那么多同学捐出的20块钱，我希望那是出自他们的爱校情结，而不是迫于某些上自学工部、下至辅导员以奖学金、评优、入党、保研资格为要挟的摊派敛财之举。看到很多同学在抱怨，普校同庆的盛事，身为学子竟然全无参与感，你们的怨气我懂的，前年恢复招生30年纪念大会，我也曾想亲身感受一番的。奈何模拟法庭门前守卫森严，那时我竟然生出一种错觉，我们是贼寇歹人吗？竟被重重人墙像防贼防盗一样堵着。他们在怕什么，怕有人伤了那些书记、院长和检察长吗？可是，天知道，我感兴趣的，是江平、是张文显们。
有无缘无故、不问因由的爱吗？我也常困惑，我说我对西南的爱与某些人无关，可事实是，学校是无生命体，它回应不了我的感情，爱终归是要由人来承载的。你在一所大学生活了四年，倘若那里的老师对你毫不体恤，在那里结识的同窗与你毫无情谊，你会爱它吗？不会吧。莫说四年，四十年也不能让你生出尺寸的眷恋。我只能说，学校掌舵者的更迭不影响我对学校的感情，我会痛恨他们的种种作为，却用一颗虔诚地心来装我的母校。但是，这种虚幻的爱经受得起多少磨蚀和损害呢？那些在外的校友所尊敬的老师过世，学校竟不发一通讣告，直到逝者的某位部级官员弟子坚持参加老师的葬礼，学校的大佬才屈尊露面，听闻这样的消息时，他们心中会作何想？另一些人，没有居高位，身无万贯财，兴冲冲赶回母校参加庆典，在接待规格上却被分为三六九等时，他们心内的体验又当如何？ 怎样才算一所大学的成功呢？我以为，让大多数的学生在毕业以后，可以大声自豪地说出，我来自那里，并且我不后悔去过那里。
唠叨了太多，或有逆耳之言，然皆发自肺腑。据说论坛里常有党委宣传部的人在体察民情，我这个帖子或许会触动某些人敏感的神经。就把它当做一块试金石吧，我只想看一看，政法大学的校园BBS有多大的宽容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