储朝晖教育学博士，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中国地方教育史志研究会学校史志分会理事长，中国地方教育史志研究会副会长，中国陶行知研究会副秘书长，《教育史研究》副主编。著有《中国教育再造》、《中国大学精神的历史与省思》、《教育改革行知录》、《中国幼儿教育忧思与行动》、《多维视野中的生活教育》、《陶行知画传》和《为生活而教育》（译）等。
钱学森之问已众所周知,但是大学为什么还是培养不出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杰出人才为什么老是“冒”不出呢?这对不少人来说是个谜,其中包括各级教育管理与决策者。
怎样的模式有利于杰出人才的培养？我认为钱学森之问与孟二冬精神恰好可以形成一对问答，孟二冬精神即“独立思考、自由探索、追求真知、淡泊名利、甘于寂寞、潜心治学”的精神，这是回答钱学森之问的一个思考方向。然而，现在的问题恰恰是，我们的大学管理制度不利于普通教师践行这种精神,或者说不激励大学学人以这样的方式去生活。
大学管理的行政模式是条歧路
大学不注重学术价值，而重视经济、政治价值，这使大学偏离了本原，走入了误区。
中国现代大学诞生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我们先学习日本的先进经验，再学习欧洲的办学理念，后来以美国为主要的学习对象。中国大学在1917年之后，逐渐融入了世界大学发展的主流，从1917至1925年、1928至1937年、1937至1946年，中国大学发展先后出现几个小高峰，杰出代表是蔡元培任校长时期的北京大学、郭秉文任校长时期的东南大学、梅贻琦任校长时期的清华大学和西南联大。
自1949年以来，中国高校管理以“前苏联”为模仿对象，引进行政管理模式，逐渐脱离了世界大学发展的主流。这一源头应回溯到孙中山效仿“前苏联”模式，建立了广东大学，后来改名为中山大学，并形成了“党化教育”模式，受到了胡适、陶行知等人的批评。1928年国民政府开始反对“党化教育”，转而提倡“三民主义”教育模式。但这一大学与行政紧密结合的模式，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得到了广泛推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