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及诗歌的神性或许更多人是从讲诗歌所传达出的神韵开始。在此，我并不排除诗歌的神性呈现同时孕育着一种神韵，但是有神韵的诗并不一定具备诗歌的神性存在。为证明这一观点，我先引唐代诗人杜甫《春望》中的“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的一句诗。
许多批评家总喜欢从《春望》中找到杜甫忧国忧民的影子，故很容易把诗歌中的感情政治化，这样一来把抒情主人公感情的本然属性消泯殆尽，而作为本然属性的感情又恰恰是诗歌神性呈现的原动力，那么，诗歌的神性究竟是如何产生的呢？笔者以为，若把杜甫诗中“花溅泪”、“鸟惊心”当作是“感时”与“恨别”的动因和依据，即花落自然使人感伤，鸟飞自然使人惊心，这种物与心的外在因果至多只能说明是作者触景生情，缺乏了抒情主体的主观性与主动性。事实上，“感时”与“恨别”的主观性与主动性已经远远把“花溅泪”和“鸟惊心”，当作是意志力以及生命情感的幻化现象，这时，仿佛是“感时”使“花溅泪”、“恨别”使“鸟惊心”，这一结论在物与心的外在上似乎构不成因果，却偏偏给人合乎情理的要素，而这个要素便是靠神性支撑的。
那么，诗歌的神性呈现其内在规律又是靠哪些要素构成的呢？
第一，诗歌的神性呈现，首要是抒情主体充分张延其主观性与主动性。其二，抒情主体所产生的生命力与意志力要促成（幻化）心与物的内在因果而非外在逻辑的产生，即意志力在偶然机缘呈现后灵动万物留下的神采。其三，要突出心象的随意性、偶然性，要摒弃物象所谓符合逻辑的呆板描述。大凡成功的备受人们称道的诗句，往往是最具神性的诗。像泰戈尔的“天空没有翅膀的痕迹，而我的心已经飞过”。这里“心”成为“痕迹”的唯一见证，使“没有翅膀”（物）的无和心“飞过”的有构成内在因果的奇妙关联，俨然是心在物前，物随其后，给人几分神秘，几分旷达，几分苍茫，几分沉浮。像台湾著名诗人白荻《自爱》诗集中“疲困之后，一点尘埃逐渐落下”，欣赏者所触动的不是尘埃落定，而是“疲困”之主情“催动”一点尘埃的内在秘密，仿佛一位鬓发飘飘，坐望浮尘的老者喟叹人生之须臾。
总之，笔者所认为的神韵是如禅诗中所言“竹影扫阶尘不动，月穿潭底水无痕”的境界和氛围。为此，笔者也无意去判断神韵与神性的价值比，只不过是简要阐明诗歌神性呈现的魅力和它的形成过程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