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次看到坦桑尼亚人或者赞比亚人，都会想到故乡的那条铁路。
铁路是父母那代人修的，国家那会儿穷，没什么预算，铁路经过的地方，人们就被动员起来，义务筑路。也有外地来的技术人员，家家户户都寄住了好几个。
我记事的时候，铁路已经修好了，每个夜晚，都会有几班列车轰隆隆地从家门口经过，如果是客车，几十节车厢发出的光芒会照亮整个熟睡在黑暗中的村庄。我躺在床上，看着蚊帐上一格格飞速向前的光块，把斑斓的影像想象成一幕短短的电影。
假日里，铁路两边是小朋友们最好的去处。在那里，可以捡到五颜六色的烟盒，被吃空了的铁皮罐头，啃得一点红瓤都没有的西瓜皮……
都是有用之物。烟盒可以折成三角形用来打纸包，铁皮洗干净了可以拿去废品收购店里卖钱，西瓜皮可以用长铁丝穿起来拿回家喂猪。
有些胆大的孩子不屑于捡这些东西，他们象铁道游击队般直接爬上货车，潜伏在雨布下面，在车离开车站后，把成捆的甘蔗、成箱的苹果往下扔。
我的羡慕和跃跃欲试没有持续多久，一列货车没有在意料之中的停留在下一个站台，一个大孩子慌了神，在列车拐弯的时候跳下，结果犹豫的时候撞到了桥栏，脑袋象个西瓜般的碎了。
南方的战事时断时续，不断有军列从东北方驶来，军人们坐的都是黑乎乎的货车，到站停留的时候，也不下来，他们都穿着一模一样的绿军装，红色五角星帽徽在黑暗中闪动着幽幽的光泽。他们都很和气，被小孩围观时既高兴又自豪。我们大叫解放军叔叔的的时候，会有水果、奶糖和压缩饼干丢下来。
有些军列装的是全是军火，大部分是口径很大的火炮，还有炮塔呈蛋壳状的坦克。偶然能看见飞机，银色的，被五花大绑地绑在车座上。
再过几年，军列很少见了。几个军人退伍后回到了镇上，有一个在街上开了间诊所，诊所上挂着一些他在部队时期的医护照片。这个退伍军人后来成了我的姨夫，我老是央他讲打仗的故事，他给我讲了一些，但现在好像只记得一个：一个班的步兵跟着一辆坦克冲锋，结果前方发现越南人的反坦克炮，坦克立即倒车，一个贴得太近的步兵躲闪不及，双腿被履带碾得粉碎，抬回来做截肢，血象喷泉般的，所有医务人员的白大褂都被染透了。
沿着铁路，陆续建起了许多加工厂，农闲的时候，几个亲戚都去打零工，有一次，我去找小姨，刚近工厂大门，就听到震耳欲聋的声音，进去，看到几百号大人蹲在地上用菜刀飞快地把桃子劈成小瓣。小姨趁人不注意，往我嘴里塞了一块桃脯。
外婆和一些妇女们开始外出做生意，把家乡的特产拿到东边的一个新兴工业城市里去卖。为了节约成本，她们往往选择逃票，逃得多了，乘务员也都认得了她们，一看到就抓，抓了后就罚款或没收货物，有时甚至在罚没之后还要在火车站关上几天。
有一次，外婆和几个同伴被关在一个平日里用来装煤的黑屋子里，一整天水都不给喝一口，外婆就摇着铁门大骂，大意是铁路是我们一起修的，当年你们在我家白吃白喝一年多也没给钱，凭什么现在就要我们买票？
铁路上的人都怔怔地看着她……其中一个领导认出了我外婆，他立即叫人释放了所有逃票人员，并把她们请到贵宾室，送上最好的饭菜和茶水供她们免费享用。末了还送上一把铁路上的专用钥匙，说，以后凭着这个，你就可以永久免费乘坐这个路段的过往列车了。
省略号以后当然不是真的——我很想这样写，但是我知道我不能撒谎。事实是外婆挨了一顿毒打，手也给铐起来了。回来以后，外婆生了一场大病，病好以后，就在家里做些米豆腐生意，再也不外出了。
我上小学了，同学里有两个小孩是铁路上的子弟，她们穿着明显的要比周边小孩好，说一口大家听不太懂的奇怪语言。其中一个女孩长得特别漂亮，老师让她坐在我旁边。在学校里，我们似乎从来没说过话。
老师要求放学时手拉手，排回家队，但一出校门，野惯了的孩子们就一哄而散，只有她们一个牵一个，直到消失在铁路尽头。
我的家离铁路很近，有时候她们会拉着我的手走上一段，我喜欢和那个漂亮的女孩拉手。
妈妈考上了师范，去市里读书两年，为了省下车费钱，妈妈很少回来看我，寒暑假回来的时候，我高兴得就跟过年一样。妈妈要回学校了，搭乘的是一班凌晨两点的列车，说好了是和爸爸一起去送。我怕他们丢下我，睡觉时紧紧抓住妈妈衣服上的一粒纽扣。深夜里，我被呼啸而过的火车惊醒了，发现手心里已经没有纽扣。我起身下床，迷乱中搞错了方向，撞到了靠墙的一侧，我以为狠心的父母用个大木板把我堵住了。我捶着墙壁喊着妈妈妈妈妈妈，哭得撕心裂肺。
汽车渐渐多起来了，公的私的都有，三十分钟一趟，比起要深夜才经过的客运列车，方便不少，大家都选择坐汽车。
妈妈毕业了，分配到城里教书。我们全家都搬到了城里。没有坐列车，爸爸和熟人联系了一辆运煤车，全家人坐着这辆车就到了城里，下车的时候，在城里文工团唱戏的四姨看到黑人般的我们，肚子都笑疼了。
好像一直到读大学，再也没怎么坐过列车。
上大学后，一个寒假过完，我和几个同学返校，发现列车已经变成了地狱。硬座车厢里，挤满了南下的农民工，行李架上、座位下全是人，上下车全靠跳窗。火车又晚点，本来12个小时的路程因为一起火车追尾事故走了30多个小时。好多人挤得休克过去了，一个年岁稍大的直接死掉了。列车上餐车象坦克一样照样驶来滚去，以高出平日两倍的价格销售食物和矿泉水。每次一到站，站台上都挤满了拿着扁担和蛇皮袋的人们，他们紧紧地盯住列车的每一个窗户，只要有一个打开就蜂拥而至，就象一群蚂蚁嗅到了大蛇的伤口。
车上的人如临大敌，每个人都被叮嘱千万不可开窗。但一个窗口终于被下边的人用扁担撬开了，立即两个身手矫健的小伙子冒着雨点般的拳头钻上车来，上来后挤开床边据守的人，把窗口拉的更大。更多的窗子被打开了，更多的人涌了上来，原来已经密不透风的空间里不可思议地又塞进了半站台的人。列车缓缓离开站台，还有很多爬了一半的人挂在窗上，后半截身子在凛冽的寒风中上下翻飞。
我感觉快要窒息了，但一个上帝般的声音出现在我的耳际，这个车厢的乘务员竟然是我高中同学，他把我带到一个早已关闭的厕所里，将我和一个女同学反锁在里面。在那个一米见方的狭小空间里，我一段一段地活动着快要失去知觉的各个部位，呼吸着略带着尿骚味的清新空气，感觉宛如天堂。
爸爸得知我这段经历后，一边责备我不该不听他的话，没等到卧铺票就走了，一边大骂那个热心世界革命的伟人，原话是，狗杂种！修什么坦赞铁路，这条路本来是双轨的，后来说要支援非洲兄弟，就成了单轨了，双轨的话，哪里会晚点那么久！
现在，我每次看到坦桑尼亚或赞比亚人，都会问他们，你知道坦赞铁路吗？
每次，都是摇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