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恐慌下的东京人----“日本人究竟要忍到何时?”----------突然想起了《日本沉没》，好像是一种告别。
成田机场挤满了要离开东京的外国人，东京出入境管理机构不得不在成田机场设立临时的咨询机构。而在它的东京办事处，最多的时候，同时有2500人排队。
西方各国政府及大使馆的建议(有些国家的驻日使馆甚至已经身体力行地撤到了大阪)加快了人们撤离的脚步：据日本媒体报道，16日至17日两天，有数万外国人办妥手续，离开日本。
地铁站里一位美国人说，太多的外国人反应过度，那些逃到了大阪的人肯定一周内就得回来。“我不相信日本政府，但也没有办法知道别的数据，毕竟东京是这样大的城市，再等等看吧……外国媒体的报道太夸张耸动，但也许日本人的反应又太被动，谁知道呢。”
Squart和他的日本妻子决定哪儿也不去。江泽说，除非发生非常非常非常高风险的核危机，不然待在家里还是最安全的。“当然，有人会说，核辐射这种东西你看不见，但我觉得以目前的情况看，(逃跑)其实是心理上减压而已。说到底，这是我们的国家。”Squart批评CNN的报道，说了好几遍“reckless”(不顾一切、轻率地)，“他们采访反核能的人士，说着惊人之语，你如果看过好莱坞大片就知道他们在追求一种戏剧化的效果。”
末了，他特意补充了一句：我这几天遭受的最大辐射来自于海外亲友问平安的电话。
四
元麻布，中国驻日本大使馆。
上百人等着办理各种手续，队伍甩到了马路的另一头，日本警察站在马路两头，隔几分钟就拦住过往车辆，让排队者通过。有一辆小汽车想加速通过时被拦住了，日本警察一顿训斥：“你在干什么?你喜欢这样吗?”
排队者很多都想立即回国，至少也要去关西的大阪暂避。一些刚赶到的同胞上来就问包机怎么样了，一位自称从大阪领事馆驰援东京的官员大声说：现在的情况是，国内的人比在日本的人紧张，国内媒体比日本媒体报道得严重。“没有包机!没有撤侨!”他反复强调。
一个小伙子神情仓皇地挤过来，“我是茨城的，茨城的。我要回国。”“那你快去成田机场，那里有大使馆的人，你去那里协调。”“啊，那我现在就去。”说完，撒腿就跑。另一个中年男子把站在队伍外的我们当成了工作人员，一堆问题连珠炮似的喷射出来，“危险不危险啊?”“大使馆到底准备怎么安排?”“东京能不能呆了?”“我一家人都要回去，怎么办啊?”
人在日本，很容易看到恐慌传导的链条：国内亲友通过各种渠道听说的新闻和传闻，经过下意识的高度选择后(通常留下的是“最坏情况”或者“可能的危机”)通过电话、短信和电邮到达你的身边——切尔诺贝利似乎一触即发，而你正是那个还蒙在鼓里的傻孩子。
五
东京市区看起来还是那么平静，当然JR和地铁站里人少了很多，站内不少商店下午6点就提早关门。戴口罩的人越来越多，关于这一点也有不同的说法，日本财团的小林解释说，3月是花粉季，日本人对花粉过敏的特别多。但也有戴口罩的路人表示，这是政府建议的预防措施，放射性颗粒正在逼近。
我们在15日的晚上开始有了一些怀疑：在核的阴云下，东京人是不是过于淡定，以至于“犯了经验主义的错误”?这天一直和我们在一起的前《产经新闻》记者福岛香织说，她也是从这一天早晨东京电力一次糟糕的发布会后有了怀疑：我们是不是掌握全部的真相?
共同社的记者滨口先生在邮件里直言：“东京电力、经济产业省原子能安全保安院是否隐藏了什么信息、是否能够控制现在的形势，上述种种不安以及猜疑在各大媒体和日本国民中间扩散。”
同一天首相菅直人在电视上发表了告日本国民书，隔天我们与一直在微博上直播日本震灾的东海大学教授叶千荣见面.他一落座就要了一杯牛奶，说起菅首相的不够大气，面对全国人民却在谈屋内躲避这样鸡毛蒜皮的“小事情”，“他应该去看看《国王的演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