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诺贝尔文学奖颁奖典礼上，最终的获胜者奈保尔说了一席意味深长的话：“要感谢妓女，正因为妓女的存在，让我得以专心从事文学创作，不用花思想去追求女人。”
我的理解，奈保尔的意思，其实是说，自己年轻时候无法安定下来，没有稳定的生活，而女人，在这里，也许更多是一种象征符号，代表了一种安稳的家庭生活。对于那些，年轻时候习惯漂泊的无脚鸟来说，这当然是一种奢求。
我们现代人都在急于追寻回家的路，家究竟在哪里？
一般的理解，家当然是老婆孩子热炕头，如果有辆宝马就更好。
但对于那些想要摘星星的孩子，想要跟别人有所不同的孩子们来说，年轻时的漂泊，才是他们应得的归宿。
以我经验，大凡热爱文学或者文化的年轻人，原本都抱有一颗赤字之心，以为像一般中产阶级或者白领的人生不值得效仿，以为按部就班模式化二十岁就忘到头的生活不值得重复，以为自己还年轻还有干劲，路还很多，却一时搞不清楚，路究竟在哪里，于是就有了像“林中路”那样的比喻，当许多选择堆砌在我们的面前，疑惑或者彷徨往往会让我们持股观望，仿佛跟人谈暧昧，手上总要握有几张牌，却迟迟不敢轻易出招，因为怕输。
许多人年轻时候都有过这样的困惑。王小波年轻时候原本学的是商品经济学，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祖国，在市场经济的前提下，这自然是一个很有前途的职业。但是他一生中却做了三次不同的选择。第一次是跟随李银河去匹兹堡大学改念社会学，这是陪读。可以说，年轻时候，大半都是在漂泊，他也学过开车，说如果实在混不下去了，就去开卡车，业余时间再写小说，他学过计算机，也兼职帮人写程序，以此补贴自己。再然后，他在高校获得了一个稳定的教职，本来可以安稳的度过一生，却在40岁那年突发奇想写小说。家人问起为什么放着铁饭碗不要，偏偏去写什么没有稳定收入的小说，他的回答是：如果写之前就去想写不写的出来，那还写什么小说。
我当然不是让大家都去学王小波，如果既有一个驾照，也会编计算机程序，搞些兼职，你也可以做一个自由职业者，或者你有一个李银河，再或者你家里有些小钱，你都可以去学。我想强调的是，今天我所认识的，所有写字的人，都没有，也许永远不可能达到王小波那种“执迷不悟”的程度，他的说法是，我们文化人，都是西天路上取经的唐僧，俗世的物欲都是母蝎子精，我们切不可和她们睡了觉，丢了真阳，不能前往西天礼佛。
我们今天的写作者，也许永远无法体会到王小波当年的苦心，正如他所说，世界上所有的严肃作家，几乎都是凑合着过日子，年轻时遽得大名的，其实也跟中彩票500万一样，是奇迹。杜拉斯在《情人》问世之前只是小有名气，马尔克斯为了写《百年孤独》，辞掉了记者的工作，把家里的车卖掉，一个人窝着写了两年，比预计时间还多了半年，她的妻子雷梅苔丝把书稿寄往出版社时，念念不忘的是，这部稿子会不会被拒掉。
令人欣喜的是，今天我们看到《百年孤独》的正式中译本终于全球面世，版税估计不会低于两百万人民币。但是当年，马尔克斯虚脱一般走出阴暗的小阁楼，面对嗷嗷待哺的一家人时，他的乐观估计是，卖掉两万本就心满意足了。
在清华校园里推着小车卖《黄金时代》的王小波，当年的心境也许更坏，因为他的乐观估计是两千本。马尔克斯是幸运的，但马尔克斯不是因为今天这两百万或者两千万稿费才写作的，他写作，是因为他喜欢，也刚好可以养活自己。
当然，马尔克斯的妻子雷梅苔丝，或者王小波的妻子李银河，都是女人中的翘楚，能够忍受如此漂泊不定的生活，始终像大地一样站在他们无脚鸟一样的丈夫身后，让他们丈夫的才华在大地上踩出最美丽最坚实的脚印来。
当然，不是每一个人都有王小波或者马尔克斯的运气，每一个年轻时有梦想的人，都要面临这样的一个问题。博尔赫斯说，是十七岁那年一个妓女的怀抱，给了自己男人的体验和文学的最初激情，当贡斯当和施莱格尔，这两个浪漫派的核心人物，来到法国巴黎的沙龙，身无分文，不名一文，是斯塔尔夫人的沙龙收留了他们，给了他们经济的支持和情感的温暖。苏格兰诗人彭斯从不做此等奢望，他生活在乡间的土地里，朴实美丽的村姑就是他最好的伴侣，那首“我爱你像红红的玫瑰”，就是赠送给一个美丽的农村姑娘。即便是在花花世界的美国，亨利米勒最初混迹于波西米亚人中间的流浪，最终给了他“性爱三部曲”的灵感源泉。
古往今来一切伟大的文学家、艺术家、文化人，能够过正常生活的是不正常的，过不正常生活或者不靠谱生活的是正常的，没有杨过在古墓里的十年练剑，也成就不了神雕大侠。法国大文豪夏多布里昂年轻时在巴黎漂泊，不名一文，但他始终坚持认为，真正好的文化、文学都是懒散的，无所事事的，无目的的，取诸今天的文学，自然要被嘲笑。仅剩的文学，要么是职场小说，官场小说，穿越小说，耽美小说，要么就是几个恶俗的公共知识分子搬弄一些耸人听闻的荤段子，小笑话，博取民意，要想无目的，无功利的做一些文化的铺路工作，又能早日获得稳定的家庭生活，似乎就是一个悖论。
最理想的状态，当然是我们有赚钱的本领，能一面衣食无忧，有稳定的收入与家庭，一面继续从事文艺，但基本人生得意的冯唐，也直言不讳，作家的生活本来就应该是边缘化的，怀揣几百钱到街上去游荡，你才能直击生活的肉感，才能明白世态的炎凉。就像《当我们谈论爱情时，我们都在谈论些什么？》的美国作家雷蒙德，卡佛，一辈子的职业无非是卡车司机、泥瓦匠、搬运工，虽然人家是正牌儿大学文学系科班儿出身，只是他五十岁成名后，才成为大学的名誉教授，生活渐渐安定。纵然我们连卡佛这样的命运，都无法幸运的享有，奈保尔和博尔赫斯的例子摆在哪里，今天我们每一个写字的人，还有脸面抱怨么？
流浪，流浪，没有止境的流浪，也许这就是写字的宿命。其实今天中国写字的人越来越少，也就是愿意漂泊的人越来越少。我认识一个写字的大二孩子，参加一个网络文学比赛，很早就知道，模仿郭敬明的风格，最容易出名，并且假扮是马诺的绯闻男友，吸引了无数网友点击，以增高作品的点击率。这样的做法，自然是跟母蝎子精睡了一觉，只是一时满足了一下性欲，却不能生下真正生猛鲜活的孩子来。若是这样，为什么不早点向这个世界投降，从事更加靠谱的职业，赚钱养家，早早步入正轨，泡泡吧，打打保龄球，没事去马尔代夫蜜月旅行，把车子房子早早搞定，某种程度，靠文字来赚大钱，在这个时代，其实比做妓女还要脏。
假设我们明了这点，和俗世的物欲划清界限，其实我们还是能够养活自己，甚至养活自己的女人。你非得要找一个待字闺中的小家碧玉，或者CBD里习惯了泡吧打牌刷夜环球旅行的白领，享受小资情调，当然也就无法安定。我的一个北大同学素来是文艺青年，他喜欢摆弄单反，却不喜欢大城市快节奏的生活，更不习惯按部就班的做一个螺丝钉，于是带着他当售货员的女朋友回老家，干起了影楼摄影，自然也不失乐趣。风光潋滟，景色如画，在自然中爱情，正如浪漫派诗人雪莱所说，那是月光吻着海浪，海浪吻着大山，但若是你不吻我，这一切又有何意义。
但若是一个写字的人，非的要享受现代中产阶级的物质生活，那必然无视一切文学艺术创作与学术研究的规律——急不得。急不得当然不是没有规划。歌德写作《浮士德》，是年轻时候理性规划的产物，但写作这部书用了他整整一生。陈寅恪在欧洲游学而没拿学位，并不代表他没有规划，短短一篇隋唐制度渊源的考证，就奠定了他清华大学教授的职位。和我们今天的年轻人不同，他们所守住的，正是年轻时候的寂寞，年轻时候享乐的欲望。
拉拉杂杂的说了这许多，显得我过于古板，但我只是想说，漂泊对于少数有点想法的人来说，也许是年轻时的需，甚至连路径的澄清，也需要我们的青春来付出代价。既然这注定是一条朝圣路，我们又何必抱怨慢慢无边，既然这注定是一条不归路，我们又何必苦痛于无人喝彩，既然这注定是一条孤独之路，我们又何必奢望有一份俗世认可的爱情，一份俗世认可的工作，一条俗世认可的道路，早早的在尚未羽翼丰满的我们面前清晰呈现。
曾经有一个北大的工科男对我说，你们人文学科虽然好玩儿，但没有固定的标准，你可以说我的文字好，他可以说你的文字好，不像我们造一个数学模型，立刻就可以付诸实践，有一个统一的标准。
这标准当然是有的，只不过是大浪淘沙，既要接受读者观众的考验，也要接受历史的检验，只是我们不能立刻马上做出靠谱的回答。
需要时间。需要能够打败时间的文字。
生于此时，有这点抱负和想法的人，都应该尽量低调，不要急着找漂亮的老婆，找漂亮的房子，车子和漂亮的工作，安下心来，还是能做一些事的。
当然，对没有准备的人而言，这也许是一场人生的赌博，但对于有准备的人而言，大不了和两三知己吟风弄月，自得其乐，求其放心。村上春树写小说以前，经营一家料理店，33岁那年突发奇想写小说，对妻子的解释是，给我一年时间，如果我写出来，就继续写下去，如果我不幸失败了，继续开我的料理店，这是冒险，却也不是赌博。以我而言，已经为写小说漂泊了一年，考博漂泊了一年，今年将是我最后一年的战斗。若是以我当初的准备，原本也不难找到一个俗世认为好的工作和好的老婆，只是觉得人活一世，无论成败，总的先有一战，为自己最热血喷涌之物的一战，则死而无憾。若是今年我不幸再挂掉，以我当初的积累，再杀入社会中去，仍然可以积累我的生活，专心写我的小说。
三国时吴国名将东莱太史慈四十岁不幸病故，临终遗言云：“大丈夫生于乱世，当带三尺剑立不世之功，今所志未遂，奈何死乎！”每每想起此言，我就觉着，今天还是幸运的。
想要摘星星的孩子，漂泊是你人生的必修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