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真是个值得思索的问题,同样一个西方科学术语,到了中国和日本,就 被译成两种味道相去甚远的词,最后却是以中译失败,日译胜利而告终,这是 为什么呢?或者换一种不太合理的问法:严复、梁启超们为什么没有想到采用 明治初期的日本学者那种比较自由和通俗的意译法?同样,明治初期的日本学 者为什么没有像二十年之后的大陆学者那样,采用那种引经据典式的译法呢?
这里把梁启超与严复相提并论有些不妥,但提出的问题确实是值得思索的。汪 丁丁先生的《“经济”原考》一文,是对“经济”二字的汉语原意进行追溯,实际 上也同样涉及到日语“外来语”问题,因为“经济”也是众多日语“外来语”中的 一个。而考古学家陈星灿先生的《考古学就在我们身边》一文,倡议中国的考古学 “建立自己的话语系统”,因为“所谓的国家、文明。私有制等等概念都是从国外 输入的”,它们用来说明中国古代的情形或许并不很合适。陈先生所说的这些概念, 虽然源自西方,但毕竟是日本人把它们译成现在这样的汉语词的。对这些概念的反 思,也必然引发对翻译过程的追问。
以上是我近年偶然见到的涉及到日语“外来语”的文章中的几篇。这些文章, 也引发我对这一问题的兴趣。
20年前,当我开始学习日语时,我发现日语中有那样多的汉语词,这令我有过 短暂的惊奇;而后来,当我知道汉语中有那样多的日语词时,我却不得不有持久的 惊讶。
先是汉字和汉语词汇进入日本,并造就了日本的书面语;当日本在近代与西方 相遇后,便大量使用汉字和汉语词去译相应的西方名词、术语;出自日本学人之手 的这些译语,在清末又潮水般涌入中国。——这个过程很复杂,也很有趣。我所能 接触的资料十分有限,只能勉强说出一个大概。
语言中的词汇, 有名词、 动词、形容词等数种区分。现代汉语中的所谓日语 “外来语”,基本属名词类。但名词本身也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对可见可感可触的 很具体的事物、场景的命名,如桌、椅、草、木、山、川、日、月等等;一类则表 示一种抽象的意义,也就是所谓术语、概念,如政治、经济、民主、自由、科学、 文化等等。前者可称之为具象名词,后者可称之为抽象名词。
在日语“外来语”中,具象和抽象两类名词都有。具象名词今天仍在使用的, 可举“电话”和“俱乐部”两词为例。“电话”是日本人生造的汉语词,用来意译 英文的telephone。当初中国人对这个英文词采取了音译,译作“德律风”。在一段 时期内,“电话”和“德律风”两种叫法通用。但后来,“德律风”这种叫法终于 湮灭。关于这个译名,我发现过一点有趣的资料。本世纪初年,一群在日本的绍兴 籍留学生曾联名给家乡写回一封长信,其中详细介绍了日本的近代化情形,鲁迅也 列名其中。 信中说到“电话” 时,特意注释道:“以电气传达言语,中国人译为 ‘德律风’,不如电话之切。”于此亦可见日语输入中国的途径之一种。而“俱乐 部”则是日本人对英文Club的音译。这几个汉字,音、形、意三方面都是绝佳的选 择,所以在中国沿用至今。但也有些日译具象名词进入中国后,又被淘汰了。例如 “虎列拉”,在中国曾被使用了相当长的时间,但如今却被“霍乱”取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