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月来，不少学者都在围绕利比亚战事进行海外中国资产安危的议论。有一种声音认为，利比亚战乱充分暴露了在所谓“非民主国家”、 “穷国”经营的风险，主张中国大幅度压缩与发展中国家的经贸往来，集中与西方“民主国家”发展经贸往来，以求避免政治性风险。实际上，即使不考虑中国商品和资本在西方国家屡屡遭遇狙击，足以表明西方“民主国家”潜藏的暴力风险，上述主张也是完全无视中国对外经贸的实际需求、比较优势和升级方向。
首先，我们必须看到，作为世界市场的后来者，由于先行者（主要是西方企业）已经占据分割了和平国家的优质市场，而且西方国家在其他东道国社会政治生活中通常占有积累数百年的先发优势，备受排挤的中国企业常常不得不走向动荡国家和地区的市场。即使是在同一东道国之内，中国投资者也常常不得不退而求其次选择比较缺乏吸引力的项目。在谋生压力下， “危邦不入，乱邦不居”的古训只能退居第二位：相应地，中国企业和员工不能不承受较大的暴力风险．
同时，基于国内产业优势和国内市场需求，中国海外直接投资和跨国经营相当多地集中于廉价日用消费品生产销售和自然资源开发领域，而正是这种产业结构特点提高了中国企业遇险的概率。 “中国制造”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廉价日用消费品，相当一部分中国企业的竞争优势也主要体现在这些商品上，而这些商品相当大一部分市场在治安状况较差的国家和地区，相应使得在海外销售、生产这些商品的中国企业和公民天然要面对较高的刑事犯罪暴力风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