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起高二时候，翘课去机场接喜欢的女孩子。
中午随着放学的人走出校门时，想起自己怀揣着秘密而神圣的使命，得意地向保安投去一个嚣张的笑。在麦当当的卫生间里换掉了傻气的校服，换上同样傻气的衣服（那时候的品味和如今在五道口男子技术学校时一样糟糕），唯一一次戴了隐形眼镜，还喷了香水，虽然知道最幸运也不过是隔着四十公分距离说几句话而已。
在白云机场国际到达厅，背了两个wordlist的SAT（啊那时候以为SAT单词就是世界上最好玩的东西），那时还没有pad打发时间，手机也是简单的诺基亚。
到现在，已经想不起来那时我们说了什么话，只记得回家的时候高兴得太明目张胆，麻麻一直问我怎么回事。后来躺上床以后怎么都睡不着，跑出房间说麻麻麻麻今天我见到XX了！母上大人笑我说那你怎么今天回来得这么早，是不是被拒了？ 我说没有啊，其实只要见到她就好啦。
有时想起那段时候，感觉就是卧槽真是纯得令人感到一阵阵忧(dan) 伤( teng) 啊！
可是现在呢...
读到《红玫瑰与白玫瑰》里一段，说是“玫瑰紧紧吊在他颈项上，老是觉得不对劲，换了一个姿势，又换一个姿势，不知道怎样贴得更紧一点才好，恨不得生在他身上，嵌在他身上。”
好一个“不知道怎样贴得更紧一点才好”，读起来竞令人毛骨悚然。仿佛看到数万张焦灼的嘴围着一口枯井，上万只绿头苍蝇舔食着碗底最后一点稀粥。不知道怎样可以贴得更近一些才好，不知道还可以走向哪里，不知道消耗尽了一切燃烧尽了一切以后，还剩下什么，唯一能做的就是竭力再贴近一些。
很多事情也都是如此。
高中时候喜欢早半个钟到教室，用塑料杯泡速溶咖啡，贪婪地纵容自己座位上散发的廉价工业品味道肆无忌惮填满周围空间。读To kill a mockingbird, 和Of man and mice, 实在困倦的早上也翻翻Harry Potter或者索性足球周刊。那时英文书对我而言是一种奢侈，攒下零用钱，每星期去购书中心New Page买一本污损打折的，从扉页读到最后。
而现在呢，以深知自己患上了和身份不相称的布尔乔亚症，每周六就在东门外Starbucks装看书，一装就是一上午。明明图书馆书这么全，明明亚马逊上不再有让我倒吸冷气的价格，但阅读量竞赶不上过去的三分之一。
从前时候看到的世界很小，邻居家的孩子就是一座翻不过去的高山，语文老师就是天下最博学睿智的人，面对他们我愿意把自己放得很低很低，去求教去学习。而现在，身边的人个个都有自己的故事，有过人之处，可我总是戏谑道“理工男如何如何”，越来越少看到别人值得借鉴的地方。
从前努力得方向很单纯，就是想好好学生物，还要学英语，不管家里说做研究多苦逼，都决心以后要让世界因为我发明的东西变得有所不同。后来，机缘巧合，到了最热门最难考上的经济专业，每天都被各种可能性轰炸着，今天想起当年科研壮志，说要Phd， 明天概统跪了说算了Master吧，后天哪根筋搭错了又说尼玛直接工作吧，老是觉得不对劲，换了一个姿势又一个姿势。
说到底， 面对的可能性越多，反而越是挥霍；物质越丰饶，越不会发觉其中的况味；过去汲汲戚戚的理想生活终于实现了，却又因为不知道如何贴近一些而感到茫然。
看到一句话，说是，“那时的车马很慢，邮件也很慢，一辈子只够爱一个人”
我是个凡俗的，内心充满弱点的人，逃不过人之常情。只愿从此以后，让车马慢一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