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关注了国内对药家鑫案件的讨论，觉得很是热闹。请犯罪心理学专家而非法学专家对宣判前案件进行讨论，是央视聪明的地方。如果请的是法学专家，难免有干扰法官独立审判之嫌，又重蹈2003年“刘涌案”之覆辙，惹来学界一片批评。但我想央视万万没料到，此番精心安排，却引起了老百姓对学界的严重质疑，对专家更大的反感。从为了避免学界内部的批评，到反而导致了全国性的对其所邀请专家的声讨，真是很有意思。
李玫谨教授，央视的常客。我一直相信，如果一个专家，经常性地上电视走穴，那只能说明其学术水平乏善可陈，我印象最深的便是与李玫谨教授以及其同事王大伟教授，绝对是出镜率最高的明星学者。李玫谨教授，沉稳的知性形象，让我倒还不是特别反感，反正嘛，作为刑侦案件的专家，两位从犯罪行为学、心理学上讨论讨论，也无伤大雅。
而此番药家鑫案件的讨论，李玫谨教授在自己的专业领域，发表了关于药家鑫犯罪心理的一番言论，还是值得仔细咂摸的。我个人觉得公众的反应有点over。李玫谨教授不过是从心理学的角度阐述了药家鑫当时的行为根源，而非犯罪动机。在刑事案件中，真正能够影响到量刑的心理学因素，仅有一条：精神疾病。但是李玫谨教授却犯了一条大忌，那就是混淆了”心理学”和“法学”上对于“强迫”的概念，同一个词，在心理学上，可能只是解释行为人当下反应的一个概念，但是到了法学上，特别是审判阶段，这个词可以直接作为定罪量刑的依据。说的通俗一点：“强迫”这个词在心理学上，是位于“主观意愿”之前的，即，行为人先有了心理学上的“强迫”，但是随后仍然有自我选择是否接受“强迫”的能力和意愿，因此，这只是一个行为选项；而法学上的“强迫”，则是凌驾于行为人主观意愿之上的，是行为人没有选择，完全受于掌控之下的必然结果。
举个很简单的例子：洗手。有的人从小爱干净，每天吃饭前必须洗手。如果不洗，则会浑身难受，别扭，吃不下饭，这就是心理学上的强迫。但是这种强迫只是一种选项，即，行为人自己有完全的意志力控制自己是否去洗手。虽然有这个心理需求，但是如果在没有水的环境里，行为人不会因为无法洗手而不去吃饭。也就是“洗手吃饭是我的习惯，但是不洗手就吃饭我也没问题，只是会有点别扭”。这是心理学上的“强迫”。
而法学上则完全不是，以洗手为例，可以假定一个较为荒谬的例子，就是行为人被一个精神病人绑架，每天“吃饭前洗手”是绑架者给被绑架人定的一条铁则，如果不洗手吃饭，就会杀害被绑架者，此时的被绑架者没有别的选择， 只能选择吃饭前洗手，即使在没有水的情况下，被绑架者为了不被杀害，宁可选择不吃饭，也不会去违反"不洗手就吃饭"的要求。而这，就是法学上的“强迫”。
这样来看药家鑫案件，就很明了了。李玫谨教授所谓的“强迫”，只是心理学上的“强迫”，该“强迫”，实为一种刺激。就像有人看到了别人口袋里的钱，会产生据为己有的冲动一样，但是如果慑于法律的威严，不将之付诸行动，则万事ok，如果付诸行动，则会受到法律的惩罚，不会因为这种所谓"强迫”的产生，而得以免责。就像药家鑫对自己行为要承担的责任，不会因为其弹钢琴产生的“强迫”而得到从轻处理。因为，决定这种“强迫”是否转化为实际行动的，最终取决于行为人自己的意志。
药家鑫作为一个成年人，正常的是非观、责任观已经具备，在法律上已经可以认定为“完全刑事责任能力人”。李玫谨教授所言的“强迫”，完全在其主观能动性掌控之下，因此是不会对其定罪量刑产生丝毫的影响。大家不必过于敏感。
但是，李教授随后发表的一番言论，实在让我颇为反感。比如，批评肖鹰教授“在别人的领域里过于自信”之类，实在是有失学者风范。要知道，司法正义关乎每一个公民的权利，作为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每一个人都有权利去发言。而且，作为一位犯罪心理学专家，应该熟知相关词汇在法学和心理学上的内涵不同，上央视，评案件，观众不都是心理学家，而是普罗大众，因此，完全可以选择用其他较易为公众接受的词汇如“刺激”“反应”等来规避到这种学术概念差别可能带来的误解。李教授一副以专家自居，且完全不认为自己有错的态度，将更加招致公众的厌恶，上了电视，就不再是教授，就必须有公众人物所应该接受的约束。毕竟，那不是一个心理学节目，毕竟，公众更为关注的，是公平正义得到更明晰的阐释，而非为了一睹“专家”的风采。
最后，谈一点对该案的看法，药家鑫的律师颇有意思，辩护方案竟然是陈列出一堆“药家鑫是优秀学生”的材料，奖状之类，殊不知，这只能更加说明，药家鑫在精神方面没有问题，只能更加强调，药家鑫完全有独立的认知能力和责任能力。可能是此案的辩护太过于艰难了，因为，外出携带凶器（二十多公分，应该不是水果刀），连桶八刀，连撞三人，我个人的观点是认为，即使加上自首情节，也无法构成酌定从轻的依据，毕竟，药家鑫所犯的，实属罪大恶极。
社会的公平正义是需要付出代价的，美国的“辛普森案件”可以说是一个反面的例子，这种牺牲掉个案正义的做法，是以血的教训来维护将来更大范围的公平，做法虽有争议，但公众完全可以接受。因为，未来的程序正义，受益者是每个美国公民。
而药家鑫案件，如果仅以一个优秀人才作为免其一死的理由，那正如有网友评论，“药家鑫不死，下一个死的就是我们”。
朱苏力教授2003年曾经在讨论“刘涌案”的一片文章中，较为隐晦的谈到“主流民意与司法正义”的冲突问题，当时读到时，我比较认同“司法正义”应高于“主流民意”。而此案，我觉得动静闹到比“刘涌案”还大，实属意外。我相信，对于药家鑫案，“主流民意”与“司法正义”是不冲突的，并且实现这种正义所付出的代价也是不昂贵的：毕竟，少了一个会弹钢琴的“好学生”，对全社会而言，算得了什么。
对该案结果，拭目以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