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中期的医学比初期更加进步，满城汉墓出土的医学铜盆、铜钥匙、铜滤药器和煮药锅说明医学一形成独立科学。满城汉墓发现金银针9枚，证明针刺疗法有了打发展。9只针中，有金针4只，银针5只，其中长针（《灵枢》第八针），用于经筋病解结只用；有毫针（《灵枢》第七针），等同于目前常用的细针；有圆针（《灵枢》第二针），作为按压松解分肉粘连只用；有尖钝无锋的鍉针（《灵枢》第三针），用于点刺放血只用。这四种针的出现，说明当时能用不同的针，医治不同的病，充分反映出我国西汉中期针刺技术已经达到一个崭新的水平。只是，从现有考古文献看，西汉早期文献只有灸法、砭法，而无针法，到西汉中期不仅出现针法，而且有九针之别，这期间的发展历程，尚须待考古发现来补充。
同样，至今尚无更多的早于《内经》的经筋文献被考古发现，但古往今来，以急慢性劳动损伤性疼痛性疾病是最多发、最常见的疾病，也必然是最早受到古医家重视的疾病。原始人劳动力低下，劳动工作不足，要满足个人和氏族的生活需要就必须努力劳作。过度劳作，其中非生理性的劳作损伤性特通性疾病的认识总结也会最早、最深刻。期初以局部疼痛记录为主。因为古人缺乏对手足保护的措施，而四肢是劳动使用最多的器官，所以手足四肢疾病多见，早期的刺灸点多在四肢，尤其是腕踝附近。对这些反复出现的刺灸点进行命名是规范化的常识，用有如阳陵泉之类形象命名，也有用早起阴阳概念和推演命名的，如足泰阳、足少阳、足阳明、足少阴、足泰阴、足阙阴、臂泰阴、臂少阴、臂泰阳、臂少阳、臂阳明命名。这些早起命名和定位是表述四肢远端具体刺灸点或相对较小的一个范围，即使是它们雷同于后世经脉的命名，也没有“经”的概念。
长期观察会发现，除腕踝局部具体的疼痛点外，循肌肉力线的另一端（附着点）常形成结筋病灶点，且总是有规律的出现。因此，连结这些痛点就演化成想心性长短不一，较长的线。其实，肢体未端的关节痹病不仅在相近部位相互传播，随疾病的发展，还常由踝向小腿、大腿，由腕向前壁、上臂，乃至腰臀、肩背、颈项、头面部放散或扩展或同时并存。为表达这种由点到短线乃至长线范围的发展分布现象，古医家则取用了江水长流火编织长线的“温、脉、经”字，对这种劳损痛点及其扩延现象进行总结。这些长线规律的筋、脉命名时，即借助于原点的命名，有区别于“点”，同时还要反映长线分布的规律，古人巧妙的加入“温、脉”，“经”字，组成“经筋”、“经脉”一组新词，这就出现了今天的经筋、经脉的长线条分布的概念和规律。
为描述、诠释这些规律，古人还创造了反映肌肉及其功能的“肌”“筋”“分肉”等字，借助对关节痹痛的认真观察和分析，对“肌”“筋”“分肉”的理解和描述，形成独具中医特色的客观理论体系，即经筋主病（依经筋循行范围归类疾病）认识体系。以十二经筋（或十一经筋）循行总结疼痛点分布规律和并发疾病的成就在《黄帝内经》中有系统记载，其中“经筋”篇最为突出。
长沙马王推三号汉墓中出土的《足臂十一脉灸经》，《阴阳十一脉灸经》是最早于《黄帝内经》的针灸经脉文献，所述经脉循行、主病与《灵枢·经脉》接近，被认为是经脉的祖本。但深入考究，其更似《灵枢·经筋》。这说明他们的循行分布与主治疾病的归类不仅反映了早期经脉循行分布于主病的内容，而且从中也可看到早期经筋循行分布于主病的端倪。《黄帝内经》时代前后的《脉书》、《胎产书》、《十问》、武威汉代医简、阜阳汉简、睡虎地秦墓竹简、敦煌医学卷子都不同角度反映了远古医学的本来面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