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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7月6日至15日,国民参政会一届一次会议在武汉举行,到会代表149人。全国各界知名人士张伯苓、王造时、黄炎培、史良、沈钧儒等100多人出席了会议。 会上行政院长孔祥熙和军政部长何应钦分别作了报告,通过了吴贻芳、史良、邓颖超等提出的《“七·七”周年纪念献金案》,通过了《拥护国民政府实施抗战建国纲领案》、《改善各级行政机构案》、《切实保证人民权利案》、《调整民众团体以发挥民力案》等。 会议期间,中国共产党参政员毛泽东、陈绍禹、秦邦宪、董必武、吴玉章、林伯渠、邓颖超在武汉《新华日报》发表《我们对于国民参政会的意见》。《意见》指出:“我们代表着中国共产党参加国民参政会,诚恳地愿意在参政会内与国民党和其他各党派以及无党派关系的国民参政员同志们亲密地携手和共同的努力,以期能友好和睦地商讨和决定一切有利于抗战必胜、建国必成的具体办法与实施方案,以便能够有效地打击与战胜日寇,并奠定使中华民国走向独立、自由、幸福的新国家的基矗”。 《意见》还提出在参政会内应讨论怎样动员军力、人力、物力、财力保卫武汉,如何保证最低限度人民生活的改善,如何确保各党派和人民的合法权利等问题。 会前一日,毛泽东致电国民参政会,内称因病不能到会,向国民参政会进三言:“一曰,坚持抗战;二曰,坚持统一战线;三曰,坚持持久战。”

1946年7月6日,西尔威斯特·史泰龙(Sylvester Stallone)生于美国纽约的贫民区。他从小就仿佛具有一种先天的反叛、独立思想,为人桀骜不驯。小时父母离异,使他成为孤儿,后被白人夫妇收养。上学后他并不爱学习,喜欢惹事生非,成为问题学生,直到他对电影和文学产生了强烈的兴趣,才感到学习其乐无穷。 此后,他在迈阿密大学攻读戏剧表演并且尝试写剧本和小说。回到纽约,为了生存他不得不从事各种工作,但他并未放弃从影的梦想。自1971年起,他曾在不少影片中出演过配角,但都没有引起过人们的注意。史泰龙不愿意就这样放弃,在对自己的处境和特点作了认真的研究后,他知道唯有自己编剧并主演才能走上成功之路。 1976年,史泰龙根据生活的现实写出了剧本《洛奇》(《Rocky》),历经千辛万苦才找到制片人同意让他主演影片。这部仅用了2个月的低成本影片一经上映却引起了空前的轰动,创造了奇迹般的票房。史泰龙所饰演的那个出身社会低层但不甘失败,为自己的尊严勇斗强者,虽败犹荣的形象得到了人们的同情和认同。史泰龙因此而一炮走红。此后他又接着自编自演自导了《洛奇》第二、第三集,讲述了一个普通平凡的美国人经过自身奋斗而成功的故事。而他自己的经历也向人们证明了成功和前途只有靠自己去创造。 此后他又自编自演了《第一滴血》(《First Blood》1982)。后一部影片讲述了一人越战英雄回到祖国反而受到现代社会的嘲笑和排挤,甚至无故被打,而不得不进行反抗的惊险故事。这部影片再次轰动美国,成为当年十大巨片。史泰龙名利双收,并以洛奇和兰博两个形象而奠定了他银幕铁汉英雄的形象。而这两个影片中的人物风糜美国,成为强者的代名词,千百万青少年心目中的偶像。他的影片于80年代在中国上映同样引起轰动。 进入90年代以来,动作惊险片大肆泛滥,而动作明星亦多如星辰,史泰龙知道只有走出一种新的戏路,塑造出另一类型的英雄,才能吸引观众。 他在《绝岭雄风》(《Cliffhanger》1993)、《时空特警》(《Demolition man》1993)、《炸弹专家》(《The speci·alist》1994)、《特德法官》(《Judge Derdd》1995)、《龙出生天》(《Daylight》1996)等影片中都获得了成功。 这一系列英雄形象各具特色,血肉丰满,从各方面证明了史泰龙出神入化的演技。

1949年7月6日,为庆祝上海解放,上海市近百万军民走上街头,举行盛大游行。这天,黄浦江水碧蓝,天气晴朗且十分炎热。由人民解放军攻城部队组成的3个美式榴弹炮团,一个日械摩托化兵团,一个美械摩托化兵团,以威武雄壮的列队,隆隆开进,举行庆祝解放的“入城仪式”。接着,从北面响起了马蹄声,骑兵团的战士们手执着闪亮的马刀,分两路纵队疾驰而过。 学生、工人、中民手持鲜花、锦旗,敲锣打鼓从市区涌上街头,秧歌队,安塞腰鼓,一个个精彩的庆祝节目伴随着阵阵鞭炮,使整个上海沸腾起来。这时,市民们有的爬上了坦克,给战士挂红星、彩条、锦旗,有的架上锅子,给入城官兵敬献“解放佳肴”。欢乐的游行队伍越拉越长,越走越慢……步兵乘车通过检阅台欢迎解放大军入城的鼓乐队穿过南京路。

1963年7月6-20日,中苏两党开始会谈。7月6日,以邓小平为团长,彭真为副团长,中共代表团抵达莫斯科与苏共中央举行会谈。会谈共进行了9次。苏方代表团团长苏斯洛夫作了长篇发言,攻击中共关于苏共领导“挥舞指挥棒”的比喻;攻击中共中央6月14日来信(即《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邓小平在会议上发言,指出苏斯洛夫的发言在许多重要原则问题上歪曲了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并就两党分歧从何而来的问题进行了申辩。此后苏方波诺马廖夫和安德罗波夫,中方彭真和康生相继发言,据理而争。会议进行期间,苏共中央违背双方已经达成的会谈期间双方不发布会谈消息的协议,于7月14日公开发表了《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信中就国际共运所涉及的一系列问题对中共中央进行了全面的攻击。中共代表对苏共的做法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和抗议。邓小平在发言中指出:“我党历来就主张不要把兄弟党之间的分歧公开在敌人面前,但是,既然公开争论已被挑起,就应该在平等的基础上进行。我们从来是出于被迫的,从来没有首先攻击过任何别的党。我们受到公开攻击,就不能不作答复。我们认为,在这次会谈告一段落到下次会谈过程中,我们能够讨论出一个能为大家所接受的停止公开的论战的决议。”会议在修改和达成会谈公报之后结束。7月21日下午,中共代表团返抵北京。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董必武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中央和国务院各部门负责人,全国人大常委会和政协、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各人民团体负责人,解放军高级将领,华北局和北京市的负责人,都到机场迎接。首都机场上红旗飘扬,锣鼓喧天。当邓小平、彭真和代表团成员走下飞机的时候,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董必武同他们热烈握手,致以亲切的问候。一群少先队员向他们献花。欢迎队伍响起长时间的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5000多人不断地高呼:“拥护中共中央坚持原则、消除分歧、加强团结、共同对敌的正确立场1、“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修正主义1、“坚持团结,反对分裂1、“坚持保卫世界和平,反对帝国主义战争政策,侵略政策1、“中苏两国人民的伟大团结万岁1、“社会主义阵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伟大团结万岁1等。邓小平、彭真等与代表团成员在暴风雨般的掌声中绕机场一周,向在机场上欢迎的首都各界群众不断招手致意。这时候,列队欢迎的各界群众挥舞着彩旗、鲜花和彩带,发出雷鸣般的欢呼声。毛泽东以及党和国家的其他领导人,也绕机场一周,同各界群众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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