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确实接受了“二十一条”
项城袁氏家族联谊会的这封公开信中声称，“袁世凯没有签署所谓的‘二十一条’这是历史的史实，现在史学界对这方面的研究已相当广泛和深入”，史学界对二十一条的研究确实已相当广泛和深入，不过关于这方面研究的基本史料早在事件当年即已经相当丰富，所谓的“袁世凯朱批”等材料并不能改变史学界对此的基本认识。
所谓“二十一条”，是日本企图灭亡中国的野心要求，本来就不是正式的条约，史学界及教科书、包括电影里说的都是袁世凯“接受”了“二十一条”，而非“签署”——“签署”的实际上是“二十一条”的谈判成果《民四条约》(意即民国四年条约，包括《南满条约》和《山东条约》)，这在1915年中日各自的声明中都明确了的。在很多史家看来，《民四条约》虽然不包含“二十一条”的全部条款，但称之为“接受”了“二十一条”却是没有问题的。一些权威的海外著作和港台方面的教科书也用了这种说法——
“为了防止列强的反对(其称帝)，袁同意接受日本提出的臭名昭著的《二十一条》，并与英俄签订协定，承认各自在西藏与内蒙的特殊利益与地位。”——美籍学者徐中约《中国近代史》
“自1915年2月22日到1915年4月17日，中日双方就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条》共举行二十多次会议……1915年5月25日中日签订‘中日新约’。大抵来说，中国接受除第五部外的全部条款。”——香港教育局中国历史科支援教材
“1915年5月，袁世凯不顾段祺瑞、冯国璋、梁启超等人的反对，接受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条》”——香港教育局中国历史科教师专业发展课程讲座记录
“然袁为求日本支持其称帝，竟在民国四年五月九日决定，除了对第五号各项的内容表示容后协商外，其余皆‘即行允诺’”——台湾康熙图书版高中历史教科书
袁世凯对抗日本策略不算成功
公开信还声称“袁世凯一生痛恨日本”，“袁世凯采取各种办法拖延并向外界透漏日本要求。” “以袁世凯为首的中国政府绞尽了脑汁，动用了各种手段，用尽了智慧，共历时3个月，25次，迫使日本两次提出修正案”，果真如此吗？
袁世凯不喜欢日本人，这大概没有什么疑问。在电影里，周润发扮演的袁世凯在刚听到日本公使报出“二十一条”时，也精彩地诠释了一个对日无比强硬的姿态。事实上，在应对“二十一条”时，袁世凯为不让日本人过多侵蚀到他本人的权力和利益，也确实使用了非常手段，向外界和欧美人士泄漏“二十一条”的内容就是他的主意。
但其实，这不过是中国传统的“以夷制夷”方针，袁世凯继承了李鸿章的策略，让列强都来占有特权，从而利用列强们的矛盾作为牵制。然而，向英美泄露“二十一条”的消息虽然在舆论上使中国获得了同情，但英国因一战自顾不暇，美国也因在菲律宾的利益不欲与日本动手，反而使得日本人在谈判中更为嚣张，逼迫袁世凯下令取缔排斥日货，在交涉的最后时期还不得不压制言论。这让报界不禁喟叹“日本有舆论，我中国何故无舆论乎？”
后来有学者评论说：“袁氏挑动舆论容易，运用操纵自如则极为困难。及舆论日趋激昂，袁氏对日本虽欲有所让步，以为帝制交换，亦不敢贸然从事，只好拖延，必至日本发出最后通牒而后屈服。在谈判期间，袁氏一面发布激昂文电，一面又予以否认，明处禁止，暗里主使，举措张皇，遂陷于日本的逼迫与民间反对的夹缝中。”
从“最后通牒”下达后的情况来看，袁世凯策略其实并没有取得很大成功。
说袁世凯为称帝而签约或许是冤枉
在“二十一条”交涉谈判之时，袁世凯为称帝而欲与日本人合作的说法便流传开来。孙中山就声称，“袁世凯原与大隈重信友善, 故大隈组织内阁, 袁氏大喜,……遂以二事要求。日置益公使还国与大隈商议, 求其赞助。二事者何: 一、渠欲称帝; 二、代平内乱是也……及日置还国, 大隈赞成”。
关于这类说法的传闻还有不少，比如说日置益在1915年1月18日向袁世凯递交二十一条要求时(即电影中的场景), 曾有“若开诚交涉, 则日本希望大总统再高升一步”之语；比如代表日本内阁发言的《时事新报》曾发表社论，隐晦地称: “其(中国) 政体如何, 固不可问”。
日本人或有此引诱袁世凯的想法，但有说法称“日置益辞出后, 项城极愤怒, 当即疾声令余, 所有关于帝制之事一概停止。” 袁世凯还怒称“我要做皇帝, 也不做日本的皇帝。”而从谈判过程来看，也没有见到袁世凯因为称帝而投靠日本人的迹象。
事实上，袁世凯操北洋新军，炳晚清之权，窃民国之政，固一世之雄，即便称帝需要列强相助，势必不会甘做傀儡。“二十一条”若全盘答应，只怕袁世凯就成“儿皇帝”了，因此，袁世凯拒绝这一条件是很正常的。
对于袁世凯来说，只有这一点或许是受到冤枉。然而，但若因此说袁世凯一点也没有与日本人合作的意思，却也并非实情。在“二十一条”交涉期间，袁世凯还曾命日本政治顾问贺长雄去日本与诸元老密约，虽然与称帝之事或许无关，但袁世凯最终接受了“二十一条”, 而且在交涉结束后不久就即行帝制,让人联想到两者相关是不可避免的。
《民四条约》毫无疑问是不平等条约
对于“二十一条”交涉的结果《民四条约》，公开信声称“《中日关于山东问题条约》和《中日关于南满即东蒙古问题条约》，这两个条约加一起也只有十一条，而且没有出卖主权的条款。”
类似的说法，近年有不少。包括史学专家刘忆江的《袁世凯评传》等，就持差不多的观点，书中还引用了亲历者曹汝霖的回忆作为注解——
“幸我府院一心，内外协力，得此结果，亦是国家之福。世人不察，混称二十一条辱国条件，一若会议时已全部承认者，不知二十一条中第五项各条不但辱国，且有亡国可能，已坚决撤回不议。”
袁世凯本人也以日本退让为胜利，称“无损主权，此案已结，中外敦睦”，仿佛“二十一条”中只要第五项不签，就是弱国外交的一大胜利。果真如此乎？
事实上，所谓《民四条约》只相当于“二十一条”中的两项共十一条的说法其实有问题，也有称是十二条、十三条的。因为正式条约有复杂的外交表述。按权威的史家说法，《民四条约》基本就是排除了“二十一条”中的第五项而已，第五项的内容包括必须让日本人充当中国政治、财政、军事等项顾问，让中国必要之地方警察由中日合办等过于荒谬的条款，对于日本人来说，也并非不可放弃的。而若说《南满条约》和《山东条约》不损害主权，则更为荒唐之说法。不妨看看《民四条约》签订时中国的各方反应——
首先反戈的就有袁世凯的手下，冯国璋、张勋等怒责中央说：“此次日人非理要求，原本无交涉之价值，更无承认之必要，乃政府惕于日本哀的美敦书(即最后通牒)之下，遂至不求民意，不察利害，竟将全案承认，是何异举我数千年堂堂中国捧送于人。天下最可痛可哀之事，孰有过于此者？”
政界也有人做出激烈的表示“战衅一开，应永远不与之构和。如日本本杀尽我四万万同胞，妇孺不能留，则中华大陆自一任日人之蟠踞，但存一卒一兵，亦与之周旋……果使经年持久，以区区三岛之日本，未必能得最后之胜利。”
报界也冲破袁世凯禁令，纷纷发出激昂的声音：“与其逐条承认而亡，毋宁与之一战而亡。”
而民间声音和行动更是令人钦佩，潘志仁等数百人联名致电政府说：“最后通牒，完全答复，朝鲜覆辙吗，殷鉴不远。人民闻战而勇，闻不战而丧，衮衮诸公，其何以对？宁滔东海而死，不睹国亡之惨。迫不择词，听加刀斧。”5月9日至25日湖南全省就发现9纸血书，2人捐躯。
而此后数年，彻底废除《民四条约》始终是中国人的最大诉求，巴黎和会上山东问题谈判的失败，更是直接导致了五四运动，谁能说袁世凯签的条约不卖国？
历史很复杂，翻案须谨慎
虽然，袁世凯签定《民四条约》有维护自己统治的因素，但很大程度上也确实是因为当时中国国力不足。以往脸谱化地丑化袁世凯，称其全盘接受二十一条固然不符合事实。但若因逆反心理就此称其为抗日英雄则同样不妥。近年来，除去袁世凯外，还有不少近代史人物有被翻案的倾向，好比李鸿章渐渐被认为是中国栋梁，而孙中山则因讨伐袁世凯过程中与日本人签订“卖国条约”而备受诟病。这些新的看法，都有“逆反”心理的作用，但如果不把历史人物放在具体的历史条件之下，把复杂问题简单地看待都是有问题的。…[详细]
解决这类问题的根源，在于历史课本的对史实要尽量客观、平实以及多面的叙述，欣喜的是，这些年的教材在某些方面已经有了好的迹象。
